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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士兵:案例研究是應用法學的路徑,應用法學是案例研究的升華學界動態

時間:2021-03-20   出處:  作者:  點擊:

曹士兵:案例研究是應用法學的路徑,應用法學是案例研究的升華


法治社會對良法善治的追求,決定了法學研究需服務于制定良法和保障法律的正確實施,從這個意義出發,法學中并不存在只要純粹理論而無需應用的部門或學科,應用法學不過是所有法學各部門、各學科的實踐場域,法學能否應用以及如何更好地應用,能否跟隨時代步伐有效推進良法善治,構成實踐對法學的評判與要求。應用法學是法學的“華山論劍”。


“有了真問題,才有了真學問”。應用法學從真實案例中來,到真實裁判中去,在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中,為審判服務是應用法學研究的基本目標,進而通過不斷積累、總結、提煉,應用法學得以實現服務于司法決策和國家立法的更高目標。審判、政策、立法具有時代性,必須與時俱進,因而隨時代嬗變也構成應用法學的常態。應用法學不變是死路,變,則要按照時代的要求,厘清應用法學研究的路徑、目標、任務和步驟,如此,方能實現應用法學有效、有序、健康的嬗變。


將應用法學與理論法學進行區分不是真問題,因為只要是法學,就必須既有理論,又能應用,如果為應用法學找一點定位的話,無疑,以案例研究作為研究路徑屬于應用法學的定位,也是對應用法學研究的要求。理論法學較之應用法學有更多的研究路徑,前者可以從體系、原理、比較或歷史中推演出研究的成果,甚至可以單純用理論檢驗案例,評價裁判。應用法學是基于案例研究的法學,研究者從已決或未決但存在爭議的案例中,通過案例解析發現法律問題以及足以影響法律適用的爭議事實,運用信息科技,對照法學理論,按照社會發展與倫理進步的時代要求,總結、提煉法律適用最佳方案,襄助法官裁判,進而推動司法政策的形成,完善國家立法。案例研究是應用法學的路徑,應用法學是案例研究的升華。襄助裁判、推動政策、完善立法,構成應用法學研究追求的三層目標,層層遞進,無論是法學研究者還是司法工作者,其研究成果若能在這三個層面上得以應用,功莫大矣。事實上,應用法學的研究成果如能被法院裁判所采納,與在名刊發文異曲同工。


應用法學研究的三層目標構成應用法學三層價值,屬于微觀、中觀、宏觀不同維度,對應于應用法學在不同層級上的服務對象,任一價值的實現都構成對應用法學研究的正向評價。從微觀到宏觀的服務對象來看,應用法學研究的宗旨并不旨在建立學術理論體系,而是旨在解決問題和創新機制,極具問題意識。應用法學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用來豐富或建構法學理論體系,甚至推進法律制度的建立,但應用法學本身不必具備這樣的學術追求。認識到這一點,有助于應用法學研究者放下身段,沉到案例之中,凝神聚力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推動審判能力現代化,如果因此有幸推動了機制創新乃至制度創新,推動了審判體系現代化,也不足為奇,因為從真問題出發的應用法學研究原本播下的就是龍種。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的法律適用分歧解決機制(法釋2019第23號)本質上就是應用法學研究的成果,這一機制從解決個案法律適用分歧出發,站在最高審判機關的角度推動國家法制統一,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有益補充。小智治事,大智治制,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適用分歧解決機制既有解決個案法律適用分歧的小智,又有完善法律適用統一機制的大智,鮮明地反映了應用法學研究集小智成大智的研究特點,鮮明地表達了應用法學先治事后治制的服務路徑,豹變可期。 




應用法學的研究目標極具社會性,這就決定了應用法學研究的成果必須具有一定的社會關注度,不能滿足于躺在文字里面,不能止步于高頭講章,而要為社會所關注,為司法機關所應用。為此,應用法學的案例研究應當做到從社會關注的焦點和普遍情緒中尋找案例,通過信息科技固定同類案例,立足社會正義遴選優秀案例,本著優化裁判方法、推動司法政策、完善國家立法提純、組構裁判規則,如此,方能確保研究成果具有社會關注度,確保應用法學具備現實應用的本質屬性和固有價值。 


當代中國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世界又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制度競爭為核心的各方面競爭激烈,迫切要求我們盡快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作出的《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著力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加強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這一重要論斷是實現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性、綱領性要求。




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多方面的顯著優勢,《決定》作了全面、準確的總結,要更好地把這些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按照《決定》要求,“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必須在堅持的前提下不斷完善。具體到我國的審判制度,按照《決定》提出的基礎性、綱領性要求,審判機關要緊跟時代步伐,有針對性地建立和完善符合審判體系與審判能力現代化的時代標準,更好地把我國審判制度的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根據《決定》的總結和提出的要求,這些標準可以初步理解、歸納為四個方面:




一是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審判工作的政治標準,即在審判工作中堅持黨的領導,保持政治穩定,堅持人民當家作主,增進人民福祉,確保國家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

二是落實全面依法治國的審判工作的法治標準,即在審判工作中切實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和人民權利,捍衛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三是落實推動經濟繁榮,促進共同發展,維護生態文明的審判工作的社會標準,即在審判工作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堅持公有制與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保障按勞分配與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改革創新、與時俱進保駕護航,使全社會充滿生機活力;

四是落實維護共同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的審判工作的倫理標準,即在審判工作中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促進全體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緊緊團結在一起,為發揮制度優勢夯實文化根基。



這四個標準是審判工作現代化的時代要求,是審判制度更好地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的奮斗方向,是“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根本保證。




應用法學為審判服務,決定了應用法學必須因應審判體系與審判能力現代化的時代要求而變,必須服務于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對審判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新標準。具體而言,就是按照“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要求,通過大力繁榮應用法學研究,把上述四個標準作為“公平正義”的時代準據來考量法院裁判的“每一個案件”的“產品質量”,從中發現并匯集優秀的案例;尋找、過濾、提煉、組構充分體現了四個標準的裁判規則,服務、襄助后續發生的審判活動,提高審判質效;借助現代信息科技,進行大數據分析與提煉,建立更加有效的法律適用研究方法,防止與解決法律適用分歧。




質言之,考量“產品質量”、提高審判質效、防止與解決法律適用分歧,是新時代對應用法學提出的具體要求,是應用法學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發揮社會主義審判制度優勢性,實現應用法學時代嬗變的具體路徑。與此同時,隨著應用法學研究循著這一時代要求的不斷深入開展,隨著體現了“四個標準”的裁判規則與優秀案例在各個審判領域的不斷發掘和豐富,法院建設也將出現新的考量,應用法學研究也將會為法院建設提供新的參考坐標,推動法院建設的現代化。 


當前,應用法學的時代任務是建設類案同判規則與優秀案例數據庫,這是應用法學服務三個目標,落實四個標準,實現應用法學時代嬗變的必然要求。我國應用法學研究從最初編輯案例選到后來開展優秀案例分析,再到當前開展類案同判規則與優秀案例數據庫的建設,展現出由簡入繁,由表及里,由點到面的發展軌跡。這一發展軌跡清晰勾勒出應用法學研究從漸變到迭代的變化,研究成果實現從資料性到參考性、襄助性的提升。如果說案例選、案例分析是應用法學研究的1.0和2.0版,類案同判規則和優秀案例數據庫就是應用法學研究的3.0版,其中心任務是立足為審判服務這一本位,通過“個案”研究,借助信息科技手段,固定所有(一定時空下的)同類案件,從中尋找不同程度體現了上述四個標準的“公平正義”的優秀案例,形成同類優秀案例集合,進而過濾、提純、組構符合公平正義的裁判規則,服務同類案件同類裁判。這一版本的應用法學研究堅持案例研究的路徑,但拓展到類案研究;堅持法律適用分析,但不局限于法教義學指引,增加通過大數據分析提煉同類案件裁判規則的方法和要求。




開展這樣的應用法學研究,應當突出堅持三條原則:一是牢牢把握以四個標準為準據建設類案同判規則數據庫,以四個標準發現、過濾、提純、組構裁判規則。如果說案例庫是礦藏的話,開發類案同判規則就是選礦、提純、精煉的過程,考驗的是研究者的研究能力,而不僅是挖礦者的體力,研究成果要經得起四項標準的檢驗,經得起同行的評判;二是以內在的準確和外在的普遍接受度為標準建設優秀案例庫,要求研究者按照“習慣法”的標準選定優秀案例,所選的案例必須事實清楚,判斷標準明確,法律適用準確,為社會(如百姓日常生活、商業交易實踐)普遍接受,即案例內在是精品,外在為正確。這既為建設類案同判規則數據庫打下解析與歸納的基礎,也為裁判者提供可以直接參考的優秀“先例”;三是以人文精神為指引運用大數據和信息科技技術,堅持搜索、整合案例大數據是為了發現事實真相,提煉裁判規則和固定優秀案例是為了探求社會正義的基本理念。大數據和信息科技不是為了尋找大量的數據,而是為了挖掘真相和明辨是非,在時代提供的進步標準和先進科技支撐下,告別“正義得不到伸張,就讓真相石沉大?!钡臒o奈,實現“真相”與“正義”俱在,并開放性地接受社會和同行的驗證和評判。




應用法學研究如果能夠科學地考量個案“產品質量”,通過落實四個標準,提升法院審判質效,就能夠逐步為法院審判能力現代化提供新型的參考。區別于法院審判管理對審判質效的要求和考量,應用法學對法院審判能力現代化的研究完全圍繞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以四個標準為準據,對法院裁判案件的“產品”進行分析,而不涉及法院其他軟硬件等各方面,形成的參考指標均來自于案件,也反過來考量案件,并進而衡量法院的審判能力。這取決于應用法學研究本身的質量和持久,可視為應用法學的時代任務延伸出的新內容。


應用法學以案例研究為路徑,案例研究的廣度、深度制約著應用法學研究。當前,我國的案例研究在廣度上尚處于“露天開采”階段,研究涉及的案例不足法院裁判案件的千分之一;在深度上,案例研究能力尚不能滿足案例邏輯解析的需要,尤其在新型、復雜、疑難案件的解析上能力不足,確定事實爭點、分解法律要點能力薄弱,直接影響到應用法學研究的質量和效果。針對這一現狀,當前我國應用法學研究的步驟應當與案例研究同步,案例研究應當遵循先繁榮再集中、先自覺后自發、先參考后指引的指導思想和步驟,逐步展開,應用法學亦如是。一是要鼓勵具有案例研究能力的單位和研究者積極投身到案例研究中來,百花齊放,繁榮案例研究,不宜搞整齊劃一,避免對案例資源和研究機構職能的集中,甚至壟斷;二是要有建設類案同判規則和優秀案例數據庫的自覺行動,需要組織和引導,法院、研究機構和大專院校都是很好的組織者,待案例研究繁榮起來后才能期待和依靠案例研究的自發行動;三是案例研究成果先作為審判的參考資料,在具備資料性的基礎上再進一步提升其引導和襄助裁判的價值,無論是哪一家、哪一級研究形成的應用法學成果,都不當然產生權威性,也不以權威性為追求,而是先滿足參考性,要具備全面、準確、細致的特點,為審判者提供好用的、現成的參考,為法院院庭長、審判委員會有效開展法院內部個案監督提供同類案件的裁判態勢與分析,有效實現裁判者、監督者站在同一個認識高度上開展具有建設性的對話、碰撞并形成有益的共識。


應用法學至簡至樸,但通過案例研究的千磨萬擊,要達致至準至利,才能實現其應用的研究目標。因此,置身應用的場域,法學的“華山論劍”唯有展現出各學科的應用絕學,方能指導實踐,推動發展,為我國審判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作出應有的貢獻。


中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網(知產法網)主編


蔣志培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曾在英國伯明翰大學法學院、美國約翰馬歇爾法學院任高級訪問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中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網主編、國家社科基金評審委員會專家,最高人民檢察院民行訴訟監督案件專家委員會委員,2014年、2015年受美國約翰馬歇爾法學院、中國駐加拿大使館和加方科技部邀請參加知識產權法律和創新論壇并演講,2013年12月獲得中國版權事業卓越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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